任乃宏、冯小红丨《穆天子传》地理与“先秦丝绸之路”
任乃宏，1963年生，河北魏县人，邯郸学院特聘教授，赵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，主要从事中国文明起源、中古碑刻整理等研究。
冯小红，1970年生，河北高阳人，历史学博士，邯郸学院教授，主要从事先秦史、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等研究。
摘 要：本文提出的“先秦丝绸之路”，系代指先秦时期“中原”与“西域”（狭义）之间的交通路线。在先秦古籍中，详细记载“中原”通往“西域”交通路线的文献只有一部《穆天子传》。以往虽有不少学者对《穆天子传》地理做过研究，但迄今为止，学界对周穆王西行和东归的路线仍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本文以作者前期完成的《定位“古昆仑山”》和《“瓜纑之山”与“丝绸之路大海道”》等系列论文为支点，通过辨明《穆天子传》所载之“西王母之邦”、“大旷原”、“沙衍”等地望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，对周穆王的西行和东归路线提出了一种新说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“先秦丝绸之路”的概念。
关键词：中原与西域的交通；先秦丝绸之路；穆天子传
“西域”乃亚欧大陆之中心，亦为世界四大古文明唯一交汇之地。自汉代以来，狭义之“西域”即特指玉门关以西、葱岭以东以及巴尔喀什湖以东、南的今新疆地区。本文所用“西域”之概念，除特殊注明者外，亦皆为“狭义”。本文所称“先秦丝绸之路”，亦仅代指先秦时期“中原”与“西域”之间的交通路线。
关于先秦时期“中原”与“西域”之间的交通路线，除《穆天子传》外，其它早期文献亦有记载，虽皆语焉不详，但亦有佐证价值。譬如，《史记•赵世家》载有苏厉写给赵惠文王的信：
秦之上郡近挺关，至于榆中者千五百里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，羊肠之西，句注之南，非王有已。踰句注，斩常山而守之，三百里而通于燕，代马、胡犬不东下，昆山之玉不出，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。[1]
据之可知，战国以前当有一条经由“雁门关”东来的“昆山玉路”。又如，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载：“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。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，取竹于嶰溪之谷。”[2]这里的“阮隃”，《汉书•律历志》、《说苑·修文篇》、《风俗通•音声篇》、《左传》成公九年“正义”等皆作“昆仑”[3] 。这里的“大夏”，据黄文弼考证,其中心区域即今甘肃临夏一带。[4]据之可知，自今临夏一带至“古昆仑山”，上古时期即有交通路线。再如，《汉书·律历志》颜师古注：“孟康曰：‘《礼乐器记》，管，漆竹，长一尺，六孔。《尚书大传》，西王母来献白玉琯。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。古以玉作，不但竹也。’”[5]据之可知，早在虞夏时期，“西王母之邦”即为华夏文化之影响区， 故“中原”与“西王母”之间当早有交通。
此外，谭中在所著《简明中国文明史》中，亦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说法：
孔雀王朝宰相考底利耶（Kautilya）或名昌纳琪亚（Chanakya）（公元前350-前275）著“Arthashastra”（一般译为《政事论》，季羡林译为《治国安邦术》），书中有一句季羡林经常引用却没有准确地翻译出来的话：“Kauseyam Cinapattasca Cinabhumijah.”这句话中有三个字：“Kauseya/中国蚕茧”（这是季羡林不理解的、我的研究发现），“Cinapatta/丝绸”，“Cinabhumi/中国”。它的准确翻译是：“中国蚕茧和中国布（丝绸）都是从中国来的。”这是全球文献上第一次出现称呼中国的“Cina”这个字，是“China”的前身。我们再从这句话中看出，古代印度人发明这个“Cina”的国名来确定蚕茧与丝绸的来处，实际上是“丝绸之国”的意思。[6]
据之可知，至晚在战国时期，原产“中国”的“丝绸”已经进入了地处南亚的“古印度”，如果我们将其时沟通“中国”与“古印度”的通道命名为“先秦丝绸之路”，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。问题在于，仅凭上述零星记载实在无法完成“先秦丝绸之路”之追溯，以至于学界至今仍有许多人认为“张骞凿空”即为“丝绸之路”之初辟。譬如，考古学家孟凡人在央视“百家讲坛”以“丝绸之路与丝路考古学”为题做演讲时就明确表示：
丝绸西传可以分两个阶段：一个是丝绸辗转流传的时期。这个时期比较早，因为中国是丝绸的故乡，养蚕、缫丝、织绸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伟大贡献。当中国丝绸发展以后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和周边的各少数民族交往比较多，通过这些少数民族，丝绸就辗转流传到了西方。……丝绸真正西传应该是汉通西域以后，因为这个时期，丝绸的传播源，传播目的地，传播的路线都非常清楚，传播的量也非常大。[7]
此外，叶舒宪倡导的另一个观点似乎也颇具代表性：“丝绸之路”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，但其时的主要功能是输入“玉石”，而非输出“丝绸”：
河西走廊是“丝绸之路”的要道，但为何在河西走廊上没有“丝门”而有“玉门”？其实，早在文献记述丝绸之路之前2000年，这条线路早已开通，它不是为出口丝绸，而是为进口和田玉。[8]
作者以为，孟凡人和叶舒宪的观点都有自己的论据，也的确概括了大部分“事实”。但是，如果继续深入研究，就会发现他们的观点都有可以商榷之处。很明显，孟凡人选择性忽视了早期文献中“中原”与“西域”之间的直接联系。叶舒宪则只注意到了先秦时期的玉石“输入”，却忽视了其时的丝绸“输出”。须知，倘若“输入”的性质并非“掠夺”，则“输出”等价物实为必然选择。自外言之但见“丝绸”之来，固可称为“丝绸之路”，自内言之但见“玉石”之入，自然亦可称为“玉石之路”，实一体而两面，无可厚非也。事实上，周穆王拜会西王母时,“丝绸”确为主要礼品：
吉日甲子，天子宾于西王母。乃执玄圭、白璧，以见西王母。好献锦组百纯，□组三百纯。[9]
毫无疑问，“先秦丝绸之路”不仅存在，而且是可以追溯的。因为先秦古籍《山海经》和《穆天子传》都流传到了今天，而且其“地理”奥秘已经被部分“破译”了。《穆天子传》所载周穆王西征与东返之路线，应即“先秦丝绸之路”之主干。至于其具体走向，《穆天子传》卷四的一段话或可视为总纲：
庚辰，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庙，乃里西土之数。曰：“自宗周瀍水以西，北至于河宗之邦、阳纡之山，三千有四百里。自阳纡西至于西夏氏，二千又五百里。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，千又五百里。自河首襄山以西南，至于舂山、珠泽、昆仑之丘，七百里。自舂山以西，至于赤乌氏舂山，三百里。东北还至于群玉之山，截（皆？）舂山以北。自群玉之山以西，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。自西王母之邦，北至于旷原之野，飞鸟之所解其羽，千有九百里。……乃还东南，复至于阳纡，七千里。还归于周，三千里。各行兼数，三万有五千里。”[10]
这里的“宗周瀍水”即今洛阳；“河宗之邦”即今河套；“西夏氏”即今临夏；“珠余氏”的位置虽不清楚，但大致似在今河湟谷地一带，“河首”即黄河源头；“舂山”即今布喀达坂峰，“珠泽”即今可可西里地区“库赛湖”至“盐湖”一带呈“串珠状”排列的湖滨湿地，“昆仑之丘”当位于今“昆仑山口”附近；“赤乌氏舂山”即今祁漫塔格山；“群玉之山”即今沙松乌拉山；“西王母之邦”即今“南疆”；“旷原之野”即今伊犁河谷。限于篇幅，有关考证此处不再罗列，有意者可查阅笔者已经公开发表的系列论文。需要着重指出的是，在《定位“古昆仑山”》一文中，作者依托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的系列成果，辅以当代地形图，结合《山海经》之具体描述，将“古昆仑山”定位在了今青海、西藏、新疆的交界地带。[11]在《“瓜纑之山”与“丝绸之路大海道”》一文中，笔者确认了《穆天子传》所载“瓜纑之山”，即今焉耆盆地西、北、南三面山岭之合称。上述二文实为《穆天子传》地理研究的里程碑，以之为支点，不仅“丝绸之路大海道”浮出了水面，以伊犁河谷为“大旷原”的论断也已变得无懈可击。如此以来，以“南疆”为“西王母之邦”，以伊犁河谷为“大旷原”，以库姆塔格沙漠中部“沙海”为“沙衍”，便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，《穆天子传》的实录性质由此似可得到再次确认。[12]以下即作者“破译”之《穆天子传》所载周穆王之西征与东归路线。
一、自“洛阳”北征“河套”之路线
由洛阳自孟津北渡黄河后，既可以走“太行陉”至今山西晋城，也可以走“白陉”至今山西陵川，之后皆可转“滏口陉”东出太行山。关于这一路线，虽然《穆天子传》并未直接记载，却不难推而知之。《左传》僖公九年载宰孔自“葵丘”返归洛阳、途中与东出太行之晋献公相遇。宰孔所行无疑即这一路线，只不过方向刚好相反而已。[13]作为内证，《穆天子传》卷四亦有如下记载：
吉日甲申，天子祭于宗周之庙。乙酉，天子□六师之人于洛水之上。丁亥，天子北济于河，□羝之队（隧）以西北，升于盟门九河之隥，乃遂西南。……吉日丁酉，天子入于南郑。[14]
毫无疑问，“羝之隧”者，应即“白陉”或“太行陉”之南口，二者必居其一。出“滏口陉”之后的第一站“蠲山”，即今邯郸市峰峰矿区之“元宝山”，亦即《山海经》所载之“神囷山”北段。[15]“元宝山”位于“滏口”（即“滏口陉”之东出口）南侧。其时，自“滏口”东行有“滏水”拦路；自“滏口”北行，则有“白渠”拦路。[16]欲至太行山东麓之南北大道，较为近便者，唯有先南行跨越“滏水”源头和“漳水”出山之前较为宽浅之石质河道，再沿“漳水”南岸东北行。这应该就是《穆天子传》所载“饮天子蠲山之上。戊寅，天子北征，乃绝漳水”之真相。“北绝漳水”之处大致即今河北磁县城东南部一带。继续北行，过邯郸，即至邢台。《穆天子传》所载“觞天子于盘石之上”者，应即邢侯。须知，西周邢国就在邢台，[17]带上邢侯一起西征，应为周穆王此行的重要人事安排。之所以做出这一判断，是因为邢侯乃周公之后，熟悉礼乐仪轨，其后在“群玉山”攻取“玉版”时，留在现场把关的正是邢侯。
下一站是“井陉”（即《穆天子传》所载“钘山之队（隧）”）。由“井陉”西出“娘子关”，沿滹沱河北岸（即《穆天子传》所载“虖沱之阳”）西北行，先登“五台山”游览，继而在今“大沙河”源头一带访问了“犬戎”部落。源出五台山东北麓的“大沙河”，经今阜平、曲阳、行唐、新乐、定州等境，合唐河而入白洋淀。其时，白洋淀尚为古黄河之“调蓄湖”。顾实以为此“沙河”即《穆天子传》所载之“当水”，亦即《禹贡》所载之“恒水”。[18]“当”通“常”，“常”者，“恒”也，其说可从。由“大沙河”源头北行不远即为滹沱河源头，沿滹沱河右岸前行即可到达“雁门关”（即《穆天子传》所载“隃之关隥”）。
下一站“焉居禺知之平”，似即今山西大同。“焉居”者，“义渠”也；“禺知”者，“月氏”也；[19]“平”者，“平城”也。[20]自“平城”西出武周川，沿“苍头河”经“杀虎口”西北行，即至今呼和浩特一带。《穆天子传》曰：“舍于渗泽，西钓于河。”这里的“渗泽”，即大黑河尾闾之“沙陵湖”。[21]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“定襄郡，高帝置。县一十二：成乐（今和林格尔）……武皋，荒干水出塞外，西至沙陵入河。”[22]杨守敬《水经注疏》：“《汉志》，荒干水出塞外。董祐诚曰，今黑水河，蒙古曰哈喇乌苏，出绥远城东北境。”[23]顺便可以指出的是，《穆天子传》所载“燕然之山”即今“大青山”；所载“阳纡之山”，即今狼山、色尔腾山与乌拉山之合称。[24]至于“祭河沉璧”之处，应即今乌拉山西山嘴一带，黄河在此由南流转向东流，拐了一个大弯儿，正好可以满足《穆天子传》所载“南向”与“西向”皆可面对黄河之要求。
二、自“河套”西征“昆仑山”之路线
自河套平原沿贺兰山东麓南行，在今宁夏吴忠一带南渡黄河，经今灵武、中宁、同心，沿清水河至固原，再由今固原、平凉一带西越“六盘山”，可至今隆德、临洮一带。元朔二年（前127）汉大将军卫青“出云中以西至高阙,遂略河南地,至于陇西”，[25]使用的应该就是这一路线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“陇西郡，秦置。县十一：狄道，白石山在东。……临洮，洮水出西羌中，北至枹罕（即今临夏）东入河。”[26]《穆天子传》卷四所载之“阳纡西”，在卷一又作“黄之山”，实即今“贺兰山”，亦即《史记·赵世家》所载赵武灵王“北至无穷，西至河，登黄华之上”之“黄华山”。这里的“无穷”，即《战国策》卷十所载之“无穷之门”，亦即今张北县之“野狐岭”。这里的“西至河”，即自坝上西向而至河套。关于这一点，可参见《赵武灵王所登“黄华山”地望新考》一文，[27]此处不再展开。由临洮可至临夏，临夏即《穆天子传》所载之“西夏氏”。[28]由临夏北渡黄河进入河湟谷地，便可前往“古昆仑山”。顺便可以指出的是，魏晋之际的吐谷浑西迁，使用的也是这一路线；[29]新中国建立前夕，王震将军率大军进军青海，选择的渡河地点仍是临夏一带。渡河之后，经今青海民和、乐都、西宁、湟中、湟源、共和县切吉草原，即可抵达河源。事实上，这一路线亦即所谓“唐蕃古道”的一部分。[30]由河源一带至“古昆仑山”的具体路线似大致如下：自扎陵湖、星宿海经今青海曲麻莱县麻多乡，西南向穿越巴颜喀拉山至秋智乡，转西向经色吾沟至叶格乡，转西北至曲麻河乡（即“河首襄山以西南”），沿楚玛尔河西北向至不冻泉一带，西向经盐湖、海丁诺尔至库赛湖（即“珠泽”），西北向至布喀达坂峰（即“舂山”），东北向沿楚拉克阿拉干河谷至那棱格勒河谷，转西北向至今新疆自治区若羌县祁曼塔格乡（即“赤乌氏舂山”），在此沿那棱格勒河谷东行即可到达今青海格尔木市一带。[31]沙松乌拉山（即“群玉山”）就位于格尔木市西南约75公里处。[32]
三 . 自“昆仑山”西征“西王母之邦”之路线
周穆王自“群玉山”前往“西王母之邦”的路线，大致即所谓“丝绸之路青海道”的南线西段，只不过其时自今格尔木一带直接向西或向北均走不通，向西为密集的河流沼泽，向北为达布逊湖和霍布逊湖，只能先向东北，绕开湖区后再向北跨越今柴达木盆地，沿柴达木盆地北沿（大致即今315国道所在路线）一路向西。具体而言，似即自今沙松乌拉山出发，东北行，至今诺木洪、香日德一线转西北，经“铁卜圭古城”、“德令哈”至“怀头他拉”，然后一路向西到达“锡铁山”。锡铁山即《穆天子传》所载“铁山”，其时为“剞闾氏”之根据地。下一站“鄄韩氏”，即今格尔木市乌图美仁乡西北部“台吉乃尔湖”南岸的河流冲积平原。在“鄄韩氏”停留五天补充给养后，周穆王一行继续西行，当天到达“玄池”，即今“尕斯库勒湖”一带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穆天子传》所载周穆王在“玄池”之“树竹”，与《吕氏春秋》关于“伶伦自大夏之西至昆仑之阴取竹”的记载，似可形成印证。因此，笔者以为，三千年前的柴达木盆地，气候肯定要比现在温暖湿润。下一站是“苦山”，即今“阿尔金山口”（亦称“噶斯口”）以西的“噶斯池”一带，其地西距“红柳沟”约250里。由“苦山”出发，两天后到达“黄鼠之山西□”，亦即今塔里木盆地东南缘。继续西行，又三天，终于到达了位于今塔里木盆地（亦即“南疆”）中南部的“西王母之邦”。[33]
四、自“西王母之邦”北征“大旷原”之路线
“大旷原”即今伊犁河谷。自伊犁河谷南出天山，有记载的捷径大致有五：一系自伊犁河谷经尤尔都斯盆地东行至焉耆；二是“自伊犁之南渡伊犁河，逾索果尔达巴罕，渡特克斯河，逾木苏尔达巴罕”以达今阿克苏之扎木台，亦即通常所说的“木素尔冰川道”或“夏塔古道”；三即“自伊犁惠远城西南，由布鲁特游牧地方穿越贡古鲁克达巴罕直抵乌什”；四为“自伊犁西南出鄂尔果珠勒卡伦，经善塔斯岭，逾巴尔珲岭，渡纳林河以达喀什噶尔（即喀什）”；[34]五为南出拜城与库车之间的博扎克拉格沟以达龟兹。[35]鉴于“西王母之邦”位于塔里木盆地中南部，而焉耆位于塔里木盆地之东北缘，故走第一条路的可能性不大；第三条出乌什之路，有一段山谷仅容单骑通过，以马车为交通工具的周穆王一行，也不可能选择这一条路；第四条出喀什之路过于靠南，且行程远超一千九百里，与《穆天子传》之记载明显不符；剩下的第二条和第五条路则貌似皆有可能。不过，据清人王廷襄《叶柝纪程》，自伊犁出“木素尔冰川道”以达扎木台，全程一千二百里，约合1437周里（1周里=0.8352华里）。而今塔里木河北岸之“阿拉尔”距阿克苏约125公里（299周里），阿克苏距温宿县扎木台乡约80公里（191周里）。三者相加恰为1927周里，与《穆天子传》之记载若合符节。故作者断定周穆王一行由“西王母之邦”至“西北大旷原”的路线应大致如下：自塔里木盆地中南部的今和田一带，沿和田河谷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（其时沙漠面积较今天肯定小得多），至今阿拉尔附近北渡塔里木河，经今阿克苏、温宿至“扎木台”，然后北越“木素尔冰川道”至“大旷原”。[36]须知，古人好客，送贵客至“边境”为常理，“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千有九百里”者，计程之始点当为“出境”之处，亦即今“阿拉尔”一带也。换句话说就是，其时，“西王母之邦”的北界应该就是今塔里木河。
五、自“大旷原”东返“张掖”之路线
据《穆天子传》，周穆王一行在“大旷原”呆了三个月。如果以“饮于溽水”的“己酉日”为到达“大旷原”的第1天，则队伍完成集结开始“东征”的“庚辰日”为第92天。故作者断周穆王停留42天“以待六师之人”的“□之山”，应即今新疆新源县那拉提镇附近的“那拉提山”。理由就是：那里是东出伊犁河谷的必经之路，唯有在那里集结，才可以防止分头筹集给养的“六师之人”走散。故大致而言，周穆王一行穿行尤尔都斯盆地的路线应与今218国道（伊宁——若羌）基本重合，即：自今新源县那拉提镇，东向顺巩乃斯河谷翻越“巩古斯达坂”后进入尤尔都斯盆地，一路向东至今“扎克斯台河”北岸，之后翻越“查干诺尔达坂”，东南向经今“巴伦台”进入焉耆盆地。自焉耆走“银山道”（今亦名“干沟”）至吐鲁番鲁克沁，然后东南向走所谓的“丝绸之路大海道”穿越库姆塔格沙漠后至“敦煌”（即《穆天子传》所载“积山之边”）。[37]
由“敦煌”至“张掖”（即《穆天子传》所载“重¨氏”所在之“黑水之阿”），周穆王一行并未经由所谓的“河西走廊大路”，而是选择了祁连山中的“走廊南山道”，其主体部分似即今甘肃S215省道（托勒至玉门），再加上青海S204省道（托勒至野牛沟）：自今“玉门”一带进山，东南行至今“珠龙关谷地”（即《穆天子传》所载“苏谷”），南向翻越“二指哈拉大坂”至托勒河北岸，转东向顺托勒河谷至“托勒牧场”（即今青海祁连县央隆乡），继续东南行，至托勒河谷源头附近，东北向沿“热水沟”（即《山海经》所载“汤谷”）即可攀升至“热水大坂”（即《穆天子传》所载“长湠”，这里的“湠”系代用字，原字形右下为“火”非“灰”）。“热水大坂”为沟通托勒河谷与黑河河谷之“垭口”，翻过“热水大坂”，即可沿黑河河谷东南行抵达“野牛沟”。自野牛沟东北向翻越“东岔大坂”（走廊南山垭口）至“大岔牧场”，经“长干河”“夹几儿沟”“红石窝”“康龙寺”等，即可抵达“梨园口”，出山后继续东行即达“张掖”。顺便可以指出的是，周穆王自“玉门”东行“野牛沟”之路，与明初裕固族东迁之路基本重合；自“野牛沟”至“梨园口”之路，则与红西路军左支队穿越祁连山之路基本重合，只不过方向相反而已。[38]此外，地处黑水河中游的甘肃张掖“西城驿遗址”，其绝对年代距今约为4100-3600年，除出土小件铜器外，还发现了炉渣、矿石、炉壁、鼓风管、石范、铜颗粒等大量冶金遗物，无疑是当地的一处冶金中心。周穆王路经“张掖”的时间距今约3000年上下，据之亦可印证，《穆天子传》所载“天子使重□之民铸以成器于黑水之上”，绝非空穴来风。
六、自“张掖”东返“河套”之路线
周穆王一行自“张掖”东返“河套”之路线，前半段即《汉书·李广苏建传》所载汉武帝为李陵规划之出征路线：“出遮虏障，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”。[39]“遮虏障”即汉居延塞；“浚稽山”即今蒙古国“图音河”下游之“古尔班博格多山”，位于“戈壁阿尔泰山”之北、“杭爱山”之南。自浚稽山南，北越“涿邪径”，即可进入图音河谷，沿图音河谷北上，至杭爱山南麓跳跃至“鄂尔浑河”源头，即可东出“龙城”，即今蒙古国“哈尔和林”一带，亦即《穆天子传》所载“文山”也。自汉代以来屡入载籍的这条自“张掖”沿“黑水”北出“居延塞”的“草原丝绸之路”，似即《汉书》所称之“故龙城道”，亦即唐人口中之“凉州道”，今人亦称“居延古道”。《新唐书·地理志四》：
（自删丹县）北渡张掖河，西北行，出合黎山峡口，傍河东壖屈曲东北行千里，有宁寇军，故同城守捉也，天宝二载为军。军东北有居延海，又北三百里有花门山堡，又东北千里至回鹘衙帐。[40]
这里的“删丹县”即今张掖市山丹县；“合黎山峡口”即今“正义峡”，南北向，自“正义峡村”至“大墩门村”，全长12公里，最窄处只有50米宽，两侧山崖耸立；“宁寇军”故址即汉代之“大同城”，在“遮虏障”西南、古“黑水”北岸；这里的“回鹘衙帐”，即匈奴“龙城”之故地，位于“哈尔和林”西北七十里。
东返的后半段大致即元代“木怜驿道”的大漠段：自“龙城”沿翁金河谷东南行，跨越“大戈壁”至“汉受降城”（即《穆天子传》所载“焚留之山”），亦即今蒙古国南戈壁省瑙木冈县一带。[41]至于自“汉受降城”至“河套”（今内蒙古包头昆都仑区，亦即《穆天子传》所载“阳纡之东尾”）之路线，似即著名的“稒阳道”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有如下记载：
稒阳，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，又西北得支就城，又西北得头曼城，又西北得虖河城，又西得宿虏城。[42]
据邱树森考证：
（汉）稒阳城为今内蒙古包头市东二十五里之古城湾，石门障为包头市北之鄂博口，光禄城为乌拉特前旗明暗乡明暗川之小召门梁古城。支就城无考，度其方位应在昆都仑沟北，阴山南麓一带，秦汉外长城附近。头曼城在其西北，当在阴山之中。虖河城又在头曼城西北，无考。更西北为宿虏城，余意宿虏当为留宿匈奴降者之意，即太初元年（前104年）因杅将军公孙敖所筑之塞外受降城。……该城在阴山北，近大漠不远。[43]
又，据《汉书·匈奴传》记载，呼韩邪单于曾“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，有急保汉受降城”。“光禄塞”即“光禄城”。据之亦不难推知，“汉受降城”与“光禄城”之间的道路应该是畅通无阻的。[44]
七、自“河套”东返“井陉”之路线
据《穆天子传》，周穆王之西征与东返，基本不走回头路，且西征与东返两次均曾经过之地点，除太行山东麓之南北大道外，只有“渗泽”与“钘山之队（隧）”两处。前知，“渗泽”即大黑河尾闾之“沙陵湖”，“钘山之隧”即“井陉”。据笔者考证，自“渗泽”至“井陉”，周穆王一行应该是这样走的：
自今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一带（即《穆天子传》所载“河水之北阿”、“阳纡之东尾”），东出今呼和浩特（元代之“丰州”），道经“九十九泉”（今卓资县北灰腾梁）、集宁、商都、“大青沟”至“张北”，然后转南行，经“野狐岭”（即《穆天子传》所载“长松之隥”）至今万全、怀安一带（即《穆天子传》所载“雷首之阿”）。这一路线乃传统路线，赵武灵王之“北至无穷，西至河”，丘处机之拜会成吉思汗，元代大都至上都的西驿道，皆经由“野狐岭”出塞。
至于《穆天子传》所载“雷首之阿”之“雷水”，实即今“洋河”也。“雷”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，其最初之字形颇似河道之“众支流汇入干流”（参见图一）。[45]今“洋河”系由“西洋河”、“南洋河”与“东洋河”汇流而成，其源头枝杈纵横，确似甲骨文“雷”字之形（东洋河最为形象，参见图二）。[46]“雷首”之山者，或即“以水名山”也。《穆天子传》又载周穆王一行自“雷水之阿”“南征，升于髭之隥”。“髭”者，“紫”也。“髭之隥”实即“飞狐陉”。“飞狐陉”两侧山石紫黑，故又有“黑石岭”与“紫塞”之别称。明杨嗣昌《飞狐口记略》：“山则如两翼分张，皆北向而色紫，黯如古铁，形竖削如指掌。”金人赵可《望海潮》亦云：“云度飞狐绝险，天围紫塞高寒。”[47]
甲骨文中之“雷”字
洋河（“雷水”）源头
自怀安经阳原可达涞源，南越“飞狐陉”即至“倒马关”（亦即先秦史籍所载“鸱之塞”）。自倒马关沿唐河河谷至今唐县“黄石口”，南向经曲阳、行唐、平山，即可抵达井陉，所行大致即今河北省S241省道与S202省道之方向。自井陉东出即至太行山东麓之南北大道。
八、小结
以上即作者探究《穆天子传》地理所得之大要。需要说明的是，《穆天子传》研究乃学界之“千年难题”，之所以难，盖因年代久远、证据难寻也。今以区区数千言概括之，自难免挂一漏万，难解众疑。太史公尝言：“《书》缺有间矣，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。非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，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。”[48]于此，作者亦心有戚戚焉。又，作者之所以将周穆王西征与东返之路命名为“先秦丝绸之路”，主要考虑如下：一是先秦时期“中原”与“西域”之间存在交通实无可置疑；二是“丝绸之路”之概念已为学界广泛接受，以之概括，更醒人耳目；三是周穆王所行路线，既包含所谓的“丝绸之路青海道”、“丝绸之路大海道”、“走廊南山道”和“草原丝绸之路”，也包含当今学界习惯所称之“丝绸之路南道”（于阗道）“中道”（天山南路）与“北道”（经伊吾至伊犁），以“先秦丝绸之路”称之，似甚为贴切。
参考文献[1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2年，第1818页。[2]陈奇猷：《吕氏春秋新校释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288页。[3]陈奇猷：《吕氏春秋新校释》，第294-295页。[4]黄文弼：《西北史地论丛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124页。[5]班固：《汉书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年，第958页。[6]谭中：《简明中国文明史》，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67-68页。[7]孟凡人：《丝绸之路与丝路考古学》.[8]叶舒宪：《丝绸之路还是玉石之路》，《人民日报》2013年11月1日，第15版。[9]顾实：《穆天子传西征讲疏》，上海：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144-147页。[10]顾实：《穆天子传西征讲疏》 ，第238-246页。[11]任乃宏：《定位“古昆仑山”》，《群文天地》2012年第5期。[12]任乃宏、冯小红：《“瓜纑之山”与“丝绸之路大海道”》，《青海师范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18年第2期。[13]《春秋左传正义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411页。[14]顾实：《穆天子传西征讲疏》，第247-251页。[15]任乃宏：《鵷水考——唐代杨贲墓志校释》，《中原文物》2013年第6期。[16]《汉书》，第1573-1574页。[17]庞小霞：《商周之邢综合研究》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110-116页。[18]顾实：《穆天子传西征讲疏》，第10-11页。[19]岑仲勉《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》：“禺知，王国维以为禺氏；《周书·王会篇》之禺氏，何秋涛笺释谓即月氏，其考定良可信。”《中山大学学报》1957年第2期。[20]顾实《穆天子传西征讲疏》谓“焉居禺氏之平，当在今山西朔平府平鲁县一带之地，或即在平鲁县之井坪间”（第14页）似误。据李孝聪《孔道与平台：杀虎口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》：“从自然地貌环境来看，平鲁城地处晋北高原，……山丘连绵，沟壑纵横，只有今平鲁区政府所在之井坪镇附近有小片平地。地理条件不适宜大面积的农业耕作，古代没有农业也就难以支撑城市。因此，汉代没有可能在今平鲁城附近营造中陵县城。反之，中陵川水流经的今右玉县境内，由于发育着十几条大大小小的河流，有相对平坦、上层深厚、适宜农耕的河谷盆地，能够支撑营筑城址，设置郡县。”据之，以今大同为“平”似更为合理。[21][日]前田正名：《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158页。[22]《汉书》，第1620页。[23]杨守敬、熊会贞：《水经注疏》，南京：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231页。[24]任乃宏：《“阳纡之山”新考》，《宁夏社会科学》2017年第5期。[25]《史记》，第2923页。[26]《汉书》，第1610页。[27]任乃宏：《赵武灵王所登“黄华山”地望新考》，《中国边疆学》第十二辑。[28]卫聚贤《古代中西的交通》：“西夏氏当在今甘肃导河一带。”卫聚贤编，《古史研究》第二集下册，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1934年，第744页。[29]陈桥驿：《水经注校证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45页。[30]公元641年，文成公主远嫁吐蕃，唐太宗派江夏王李道宗从长安西行，经天水、兰州入青海民和到乐都县、西宁市，又经过湟中县镇海堡、湟源县日月山，到达共和县倒淌河、切吉草原，再由黄河北岸西上来到扎陵湖、鄂陵湖，与松赞干布相会。然后渡黄河经玉树，再西南行，渡过藏北黑河，到达拉萨，开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“唐蕃古道”。朱祖希主编，《美丽青海》，北京：蓝天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71页。[31]任乃宏：《“舂山”考——<定位“古昆仑山”>续篇》， 《河北工程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15年第2期。又，《环球人文地理》2018年2期载有周继来《昆仑山死亡谷穿越探险记》一文，记叙了他们一行6人重装徒步穿越“那棱格勒峡谷”的经历。他们2017年10月2日在库木库里沙漠（亦即《山海经》所载“沃之野”）东缘的那棱格勒河边扎营；10月3日先西行至“沙子泉”（即李栓科《库木库里沙漠形成时代的初步探讨》一文中的“沙子湖”），当天返回营地；10月4日（中秋节）沿那棱格勒河北岸东行（其中1人中途趟水至南岸东行），一路风餐露宿，途中遇到过矿工和牧民，10月10日在河北岸荒原上发现了一个突兀的平台（疑即“布伦台”），10月13日走出河谷，返程。作者认为：所谓的“昆仑山死亡谷”，在历史上应该是一条古道。[32]任乃宏：《昆仑玉与“单狐山”》，《青海民族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16年第4期。[33]任乃宏：《“西王母之邦”与“丝绸之路青海道”》，《青海民族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17年第2期。[34]王廷襄：《叶柝纪程 》(上卷)，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影印本，1983年，第2-4页。[35]李铁: 《汉刘平国治关刻石小考》 ，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79年第4期。[36]任乃宏：《“西北大旷原”与“木素尔冰川道”》，《青海民族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18年第1期。[37]任乃宏、冯小红：《“瓜纑之山”与“丝绸之路大海道”》 [38]任乃宏、冯小红：《“采石之山”与“走廊南山道”》，《青海师范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18年第5期。[39]《汉书》，第2451页。[40]欧阳修等：《新唐书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，第1045页。[41][俄]A·A·科瓦列夫等：《蒙古国南戈壁省西夏长城与汉受降城有关问题的再探讨》，《内蒙古文物考古》2008年第2期。[42]《汉书》，第1620页。[43]邱树森：《两汉匈奴单于庭、龙城今地考》，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84年第2期。[44]《汉书》，第3798页。[45]高明、涂白奎：《古文字类编（增订本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1334页。[46]《河北省地图集》，北京：星球地图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40页。[47]曾磊：《飞狐道与汉代军事交通》，《石家庄学院学报》2017年第2期。[48]《史记》，第46页。
文章来源
原刊于《第三届丝绸之路与敦煌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万卷出版公司，2021年10月。感谢任先生赐稿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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